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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 厉以宁 茅于轼共论改革开放30周年

日期:2019-12-25(原创文章,禁止转载)

吴敬琏 厉以宁 茅于轼共论改革开放30周年

吴敬琏 厉以宁 茅于轼共论改革开放30周年

发布时间:2018-09-25 06:10:34 已有: 人阅读

学院主办的“中国改革三十年——评价与展望”论坛在北京举行,以下是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采访的现场内容。

赵赫:大家好!今天我们《经济半小时》栏目来到了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和大家一起来回望我们刚刚经历过的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30年来从1978年到2008年,30年来,我们的改革给我们带来的成果,大家有目共睹,我们的GDP跨越了几大步,我们的国民收入实现了迅猛的增长,当然30年来,我们经历了辉煌也经历了艰难,今天在这里我们特别邀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亲历者,也是推动者,著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吴敬琏先生还有茅于轼先生,为我们共同来探究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成败与得失,并且为我们共同展望中国改革未来的发展方向。首先有这样一个题目,我想请我们的经济学家分别来给出你们各自的答案,从1978年到2008年,30年来让你们感觉到最满意或者是最成功的改革有哪三项?我们先请吴老谈。

第一就是84年,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商品经济是我们改革的目标,不过这个改革只能说是个改革的启动,这是一个。

第二就是1994年,根据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这个决定进行的全面的改革,这个全面改革主要是在宏观经济方面,在财政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采取了比较大的动作,另外对于国企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也做了一个方向性的、原则性的规定,特别是宏观经济改革应该说取得的成效是非常大的。90年代我们之所以能够跨一大步,跟94年的改革有直接的关系。

第三就是根据97年的十五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建立基本经济制度这个改革,所谓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公有制为主题,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么一个制度,这个改革在沿海地带进行得比较好,在内地情况不同,各省的情况有不同,有的进行得快一点,有的进行得慢一点。总体来说,我们沿海地带到了世纪之交,经济很快的就起来了,这是跟97年以后建立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直接有关的。

厉以宁:第一个是农村的家庭承包制,农村家庭承包制,在当时条件下它要通过农民的积极性调动来促进农民的生产,打破从前人民公社下大一统农业的情况,所以当时是冒着生命危险,安徽凤阳小岗村还成立着当初18户按手印签的协议,当时有这么一句话,如果谁被抓了,其他各家有义务把他们让孩子抚养承认,是冒着这个危险来搞的,但是承包制就推广了。你看几年之内中国市场的东西就那么多,多年不见的香油、花生米、鸡蛋、猪肉全有了,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大成绩。

第二个大成绩是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由于股份制改革制的推进,中国有了证券市场,所以尽管在当时还是很不完善的,但是毕竟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第三个民营经济的兴起。民营经济的兴起在当初也是冒着各种责难起来的,一直到民营企业不断的成长以后,它才感到民营企业对中国市场,就业是谁帮助解决得最多,是民营企业,70%以上的新增劳动力岗位是在民营企业中,很多城市中它的税收是民营企业提的,我们的出口很多是民营企业起的作用,所有这些我们看到,民营企业的发展,国有企业股份制的改革和证券市场的建立以及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就表明了中国在前30年改革开放中,我认为最值得提出的三件事情。

第一个成功就是财富的增加,我们现在看到不管是上海、北京大城市或者中等城市或者是小城市都能看到很多新建的房子,大城市有地铁,财富是非常的丰富,我们在改革以前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改革以前中国是一个穷人国,全世界的都是穷人造富人的反,然后少数的穷人变成富人了,但是贫富还是照样,不过富人换了一批人,但是中国是不同的,是彻底消灭了富人,农村的涂改消费了富农,在城市里边了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到的时候,全国性的大抄家,把稍微有一点钱的人,手里面的经营财宝古董通通都没收了,所以到那个时候全中国没有一个富人,没有私人小撕扯,这是中国非常特殊的条件,幸亏同志提出来,我们还是让一步,咱们不要都是穷人,让一部分人先富,于是才有改革的开始。我们今天财富的增加跟30年前一比,好像是做了一场梦,如果一个人睡一觉睡了30年,今天醒过来一看,你都不认为现在还在中国了,你好像到了外国去了。

第二个自由的扩大,我们在改革以前的时候,中国人是没有任何自由的,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行动自由,农民要进城是不行的,城里人你要到北京来也要开证明的,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叫你在哪儿呆着你就在哪儿呆着,连婚姻的自由都不太有,婚姻都需要领导批评,变成奴隶国家。但是改革以后我们的自由越来越多了,我们农民可以进城了,农民可以考公务员了,农民也可以出国,城里人当然更可以出国了,你有选择工作的自由,你当公务员可以下海,下了海还可以再考公务员,你不愿意在中国到外国去干,自由扩大,特别是你有创业的自由,我可以办一个企业,小企业、大企业你都可以办,你可以跟中国人做生意,外国人也可以做生意。

第三个方面就是对内和对外的开放,现在我们有人为地交流,有资金、商品、信息、组织的交流,我们中国融入到全世界的大家庭 里面,中国是WTO的一个成员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是很多国际机构的重要组员,我们的人不断的有到国外去,国外的人也不断到中国来,变成充分交流的国家,这使得我们能够看清楚,将来我们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所以这三点变化我觉得是30年改革最重要的体现。

赵赫:我们的经济学家从他们各自的角度给出了他们的答案,每个人都有三个选择,接下来我们也非常想知道,为什么你们会选择这样三个方面?首先我们还是请吴老来告诉我们,您选择这三个答案的依据是什么?

吴敬琏:这样来说吧,我为什么选择这三个?我想我刚才已经大致上说了。我这样来说,为什么我跟别的两位选得不完全一样,对厉老师来说,他的第一个其实我是同意的,但是我不认为承包制,承包制的作用是非常的大,而且进行得应该说也很快,虽然有很大的风险,因为党中央特别是的支持,所以进行得也比较顺利,可是他与其说是一个改革还不如说是他回到了原来农民所喜欢的一种体制,所以我没有把它列在里面。

至于茅教授他的分类跟我们这个好像都不太一样,他说的是一个最重要的哪一个方面,而不是说的哪一个具体的改革,所以我跟他选的还是不一样。

赵赫:厉老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吴老对您的选择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也确实,你们二老刚才所选择的答案确实有些不同,您怎么评价对方的答案?

厉老,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吴老对您的选择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也确实,你们二老刚才所选择的答案确实有些不同,您怎么评价对方的答案?

我是从这个角度讲,要是改革有不可逆转性,改革走上这一步就不能再后退了,农业承包制,农民搞了承包让他再国人民公社生活他不干了,国有企业已经改了股份制企业了,股票人家已经买了,你叫他再退回去不行了,民营企业已经搞了再退回去也不行的,这三个大石头溅起了层层波浪,从此中国经济再也不能沉下去了。

因为我不愿意去评论人家的,因为经济学家个人有个人的看法,因为刚才讲过了,每人从每人经历的角度。

我想有一个方面其实是一致的,比如说关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十五大决定的基本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是十五次代表大会讲基本经济制度具体的说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就是要缩小它的范围,叫有所不为有所为。叫做有劲右腿。第二个方面,是公有制,公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构件基本经济制度对于公有制经济,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一个什么呢?公有制经济不只是苏联人说的那两种,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我们要去寻找多种多样的能够保证生产力的几大发展的公有制形式。它宽一点,但是中间有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第三条,第三条就是第一次提出来非公有制,第一次提出来,非公有制讲的是民营经济,非公有制是我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这三个内容。

这点我跟他观点一样,前年秋天,全国政协在南京开的是民营经济论坛非公经济论坛,吴敬琏同志和我都在会上发表了演讲,我们的公有制方面的观点是一样的。它就跟企业财务完全脱开了,而且跟改革以后

其实看得出来,吴老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厉老脸上一直洋溢着笑容,并且频频点头。能不能说说不一样的地方?

把国有企业改成独立的商品经营者或者主体,政府就转为服务者的角色。这个可能还不是主要的。这是过渡阶段需要加强宏观调控,当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时候,政府将成为服务者。

我想94年那个改革它是根据93年的决定,93年那个决定对于宏观经济方面的改革其实比较清楚。这是一个财政,财政体系它就跟企业财务完全脱开了,而且跟改革以后实行的地区包干制度有很大的区别,94年改革要求建立的一个财政体系,是一个适合市场经济的财政体系,另外它要求建立一个银行体系。还有一个就是外汇。外汇管理体系在我们原来是实行双轨汇率,这个制度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制度。而且造成了严重的,所以所有这个三项,当时最成功的改革实际上都是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真正的区别可能还是在刚才厉教授讲的,他认为股份制改革,特别是我们股票市场的改革是很成功的,这一点我有不同的意见。说来话长,所以就不能够展开说了。

因为我跟老厉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是已经很长的时间了。因为刚才在我的演讲里面讲了,经济学家所秉持的原则是思想自由,学术独立,所以应该要形成一种氛围,使得各种不同的意见为了一个目标,就是为了推进改革,为了建立一个法制的市场经济,为了振兴中华。这个目标是一致的,观点应该要进行讨论。

刚刚我们的经济学家谈到的这些方面虽然他们之间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基本上可以说我们还是围绕着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而谈。应该说改革开放对我们来说,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实践,难免会有挫折和不足,那么30年来,在你们心目当中,你们觉得最遗憾或者是没有达到你们理想、预期的三个问题又是哪三个问题呢?

第一个不足之处就是说城乡二元体制基本上没有触动。因为农业的承包制还在承认城乡二元体制的前提下推进的。因为城乡二元体制没有触动,所以农民收入增加缓慢,城市化速度比较慢,还有还产生一些权利不平等,像农民工这样的问题,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行业垄断还没有消除,要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的话,这种行业垄断,特别是跟行政垄断难分的这种,还需要进一步改革。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社会保障制度由于当时种种原因,财政困难或者原因,因此推行得极慢。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所以现在条件好了,要关注民生问题,这个要下一步再改。

我有一点刚才跟厉教授是一致的,这个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是太迟缓了。刚刚我在演讲里面说了,这是93年中央的决定,而且呢有一些部门据我所知,很积极地,但是碰到了很多阻碍。它的原因我看还不是什么财政困难,而是部门从自己的工作方便,从自己的权利,从自己的利益着眼太多。所以愿意保留旧体制。所以使得迟迟不能实现。这个社会保障跟建立跟我们住房改革有相同之处,都是因为这样,住房改革结果并没有能够使得所有的居民都从这个改革中得到利益。结果呢,改革就没有达到原来预期的目的。

比如刚刚讲的农地的问题,研究发展中国家在90年代,有一个大家都公认的一个道理,说发展中国家,穷国并不是财富特别得不够。关键的问题因为产权不明确,所以资产无法变成流动的资本。那我们拿一个涉及到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土地地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曾经在21世纪初期,就是01、02年曾经有过热烈的讨论,当时的一个主要的意见,有不同的提法,有人说把永久的使用还给农民,另外一种提法,像我的提法就是把田面权还给农民,就是在我们江南地区有天底权、田面权,所谓田面权就是永久的使用权,经济学上说跟地差租上联系的权利,但是后来又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被领导采纳了意见,所以允许转让的只是承包期间的使用权,在土地承包法里面,所以这个问题,我当时也被不同意的人的理由所打动,所以我就说有条件的可以做,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来做,什么条件呢?就是实行对于农民的社保,首先是低保。为什么我这几年一直说应该赶快搞低保,搞低保就是跟这个讨论有关的。据说这种问题解决以后,我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还得解决,不解决我们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这是一个我觉得不够满意吧。

另外一个就是法制建设问题。刚才我在演讲里面已经说了,连最基本的法律、基本的规则就是产权规则,弄了13年,还差点黄了。一个基本的规则,《反垄断法》也是搞了13年,通过了,可是它里面留下一个很大的漏洞,就是要判别它到底是不是损害了人民的利益才采取措施,这个判别起来就会有争议。所以像这样一些问题,有司法上的问题等等,如果不是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这个市场经济就会变成一个早期市场经济,甚至不是市场经济,比如说我有过这种说法,说是在市场经济以前时代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在最近我出的书里我加了一个注,这个话有语病,因为市场经济这个东西它的核心的东西、问题就是自主决策的,是自由的交易,如果是一个什么行政的或者的权利在那里支配,这个东西根本不叫市场经济。所以这方面的改革进展太缓慢,就是说中央提出这个问题,也是97年的事情,这是法制国家,现在已经是08年了,这个进度太慢。

刚才吴老师已经讲了,我的分类跟他们两位不太一样,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们两位是代表和政协委员,他们参与重要的改革决策过程,所以在他们的记忆里头比较深刻。我是个民间的学者,我的印象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间感受到的一些问题。至于问到改革有什么不足,我觉得方才成思危副委员长刚才讲到的,讲得非常对,点到了要害,但由于他身份,他是点到为止,没有深谈。我觉得他谈的三个问题特别重要,第一个问题是人制还是法制的问题,他就谈了这么一句话,其实后头是个什么问题呢?人制谁制?我也是人,你也是人,都是人,是谁在制?为什么法制不能坚持?因为有人不在法律之内,超越了法律,是那些人他们破坏了法制。因此你说改革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成思危副委员长讲得太对了,我们这么多年在法制上有多大的进步?我觉得很难讲,如果我们法制同样跟经济改革进步的话,今天大部分的社会问题就不存在了。

第二个问题他提到了监督,他也是点到为止,没有仔细谈,我觉得我们的言论自由受到很大的障碍,不能够发挥的正常作用,他对于这个是很有感受的,他只不过就是提了一下。第三个问题他提到的,就是政府的,地方政府的驱利化。地方政府,特别关心自己的利益,有点权就拿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我们看看,他们的院子里头得满着从小商小贩那里抢来的东西,他们利用这个权利为自己捞好处。我们管土地的,在土地上想尽办法得到利益,甚至于管计划生育的要充分利用计划生育的罚款权,所以你说要取消计划生育,他绝对不敢,到底我们这个社会还需不需要一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正常的家庭应该一个家庭生两个小孩,可是我们的计生委他的功能的利益化变成了一个把这个功能变成他的利益的来源,像这样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所以成思危讲的这一点很到要害上。所以说我们现在改革还存在哪些问题,我觉得我们再重复一下成思危副委员长讲的那几点,讲得非常好。

俗线年对中国改革来说应该是而立之年了,刚刚我们已经听到了我们的经济学家对于30年来我们所取得的成就还有不足的一些分析和判断。应该说今天我们又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既然是新的起点,我们需要对未来有更好的展望,接下来想请我们的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的未来为我们来进行一番展望,分别从国家、企业,还有我们普通老百姓三个层面,各自你们认为有什么样的急需解决的问题?

从国家的层面来说,当前最要紧的我认为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同时对人民关心的教育保障、医疗保障、旧业保障这些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这是第一个,从国家层面讲。

从企业方面做的,应该尽自己更大的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企业要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要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因为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我们才能在世界立于不败之地,竞争力。从另一方面讲,企业应该更多地尽到自己的帮助社区,帮助贫困地区,帮助周围的那些穷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对企业来说,实际上是可持续发展的一条路子。可持续发展固然是自然界,也包括有更好的社会环境。所以对企业应该是这样的。对个人来说,我认为应该加强信用教育,信用的建设,因为如果是一个社会处在信任危机中,这个社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我们既然要使社会长远地发展,应该在道德,特别是信用方面来加强建设。我认为是最要紧的,效率分两种,一种是常规效率,一种是超常规效率。常规效率来自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有多少设备、多少原料、多少熟练劳动力,这都能产生常规效率,超常规效率从那里来?超常规效率来自道德基础,任何超常规效率是常规效率道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后既要有常规效率又要有戳常规效率。

我认为当然千头万绪,因为我们现在是进入了一个全面的完善法制的市场经济体系,这么一个阶段,所以涉及的方面非常多。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说,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系统的堆积,而是互相影响的。所以应该要全面地进行,但是这中间我还是愿意指出一点,我认为这里关键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所谓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是要按照人民的付托,

去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那些不该管的事情尽快退出来,刚才茅先生讲了很多的很好的意见,当然他是成思危副委员长的意见了,但是我想到有政府分化的问题我有点不太同意,为什么你只是说到了地方政府追求自己的利益,其实这个问题不在于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比如我刚才讲到的社会保障体系迟迟没能建立,我认为还是中央的某些部门。所以分也不在中央还是地方,分也在于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去做好政府的工作,还是违背这个要求。应该说我们的政府部门有些做得是很好的,也有做得不好的,那么做得不好的它是什么问题?我认为政府现在做得不好的政府赶快端正自己的行为,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就两个方面了,一个方面就是不该做的事,要赶快退出来,不要为了自己那一点小的本位利益或者权利或者等等来妨碍这个大局。两件事,一个就是微观干预,什么事情都要去管。前段时间我在甘肃调查,一碗牛肉面就由政府来管,这怎么管得了呢?另外一个就是支配资源的权利太大。政府不应该作为市场的交易的一方进入市场,不应该有这样一种谋取利益的地位。应该说有一些政府部门这种分立化的趋向非常严重。另外一方面就是政府应该管的事情你必须管好,比如说宏观经济的稳定,我这儿讲的宏观经济的稳定不是讲的微观。比如说很多问题,都有微观的方面,有宏观的方面,比如价格,价格问题,宏观的方面是价格总水平,这是宏观的方面,这是政府应该管的。价格问题的微观方面是个别价格,那个不是政府管的,是除了很特殊的情况。这个宏观经济稳定要靠什么呢?首先是货币政策,又要多子,又要物价低,那是做不到的。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法制环境的建立,这些都是政府应该努力去做的事。还有一个,政府现在在引导上作用大于的国家。引导的问题,澄清混乱思想,政府是责无旁贷的责任,因为他能够决定可以讨论哪些事情不能讨论,现在就出现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在一些地方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文化大是怎么回事。那这样一个社会环境,它怎么能够支撑我们这个大的改革?怎么能够做到思想真正解放呢?那么他就会在原来思想禁锢之下来思考问题。

刚才谈到了国家政府应该解决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在企业,在我们个人,最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这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很多了,对我们的企业来说,因为在这个环境下,我总是很担心我们的企业家在这样的环境下,不是站在一个民族的立场或者企业家整体的立场上,去顺应扭曲了的环境,说得不好听叫同流合污。就是有些企业家说有一种说法,关系是第一生产力。在大概有10年以来的讲话里面多次对我们企业家朋友说,勾结官府是中国历来做生意人的一条秘诀,但绝不是我们现代的企业家安身立命之本。可是有的企业家就来跟我说,他说你说从长远来看,你这样做最后是不能成功的,可是我不这样做,我明天就死了。那我给他的回答是什么呢?我说两条,一条,这个环境是不好,我承认,你们这样做是有一定环境上的原因的,但是应该站在我们整个民族,甚至站在整个企业家群体的立场上去改变这个环境,也就是说支持改革,推动改革,第二,人还是有点精神的,要注意,君子好财,取之有道,还是要讲这个原则的。

对我们个人,我想我们在每一个岗位上,就是尽我们的本份,努力做好我的工作,当然也要关怀整个社会,使得我们整个社会好起来。

关于改革的前景,我很同意厉老师、吴老师在他们演讲当中提出来的问题,要解决整个城乡二元化的问题,吴老师提出他写的一个IT行业的例子,我们政府的近视和部门利益怎么妨碍了我们大的前景。我想补充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认为现在我们需要改革,那么改革的动力是什么人?改革的阻力是什么人,这里提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改革还有戏没戏,我们改革的动力能不能冲破这些人,有什么办法减少他们对改革的妨碍。我们回想一下小平同志领导我们改革的时候,那个时候改革的动力是极大极大的,改革的阻力是极小极小的,阻力大概就是“”有一些少数人,动力呢,不管是知识分子是老干部是农民,也包括工人,都要求改革,所以那个改革是势如破竹,一往无前,可是到了现在30年以后,我们说改革目的是什么?谁得到改革的好处,谁妨碍改革,这个问题是个比较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那么多美好的希望,要让它实现,要把改革的力量组合起来,削弱分化改革的阻力。改革的力量从什么地方来?我觉得主要一个是政府中间有一部分改革的激进力量,更重要的是民间的改革力量。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大地发挥民间的组织,各式各样的民间组织,不管它是传媒的,是做慈善的,是做科研的,是做商会的,行业学会的,这些力量要普遍地发展,他们的力量发展起来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利就转移了,他们的力量就可以分化了。还有就是要依靠国际,全世界的发展这个势力非常大,中国不可能只身抵抗,只要我们保持对外开放,国际的大潮流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这就是我们改革的动力,所以今后我们很多美好的理想,能不能实现,就要看我们能不能够组织起改革的动力,有利地推进改革,分化改革的阻力,这是我最希望的事。

刚刚我们谈到了在当前形势下,我们最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在当前的这种形势下,我们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又应该本着什么样的思路和措施来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呢?

思路仍然是这样,首先一点,停滞和是没出路的,应该反复去思考这样做,停滞。然后再这个基础上应该看到,前进过程中总有困难,总有阻力,但只要是符合正确方向的,就应该这样去做。这样就行了。

我看到最近广东省委提的一个口号,就要开展继续进行思想解放,进行思想解放,用思想解放来推动体制的改革,来促进大的发展。我想思想解放的问题确实是很大的问题。我最近读了一些回忆录之类的材料。看在70年代末期,、他们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腾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那次思想解放运动,就不可能有后来30年的改革开放,也不可能有我们的今天。但是现在看起来,当时在思想解放运动中间被批评、被清理的一些思想,现在好像又回来了,这个事情应该引起足够的注意。而且思想解放要不断地进行,不但是这样,过去一些思想、人,常常有“反组”现象,过了一些年又回到原来的思想上去了。另外世界在变化,在发展,在前进,那么思想要跟上,所以也有一个继续解放思想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个问题是现在急需要要办的一件大事。这件事情可能我们经济学家能起的作用不一定那么大了,我想我们要做的事就是用我们的专业知识来丰富自然宝库,但是要秉持一个什么态度?就是要尊重别人,要进行理论的思考,要进行认真的切实的探讨、自由的讨论。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有了哪些需要推进的改革才有可能进行。

刚才吴老师讲的就是过去一些被否定的东西现在有点卷土重来,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非常高度的警惕。原因就是我们对于的这些问题没有很好的清理过,整个理论体系是比较混乱的,所以我们要解放思想,那就是要对过去的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过去30年,我们基本上是这么个态度,就是过去的争论不谈了,我们往前看。现在看起来,这个问题不谈是不行的,还是需要有清理,你解放思想以什么为基础,是对过去的认识为基础的,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对于和以前的计划经济要有一个彻底的批判,这才能够看出什么是方向,什么是错误,这是比较重要的事。

我觉得很好。后来有一个姐妹篇,很抱歉地告诉你我只看了一集就没有往下看了,为什么呢?它里面开始讲到了我们过去说到的的挫折,就出现一个词,这个词伸缩已久,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如何如何如何,有这个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吗?在1962年的7千会上说得很好,后来变成他一个罪状,他说:我看啊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那个时候说的是很婉转了。怎么这个词又来了呢?所以我就没有兴趣看下去了。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围绕中国改革三十年话题的讨论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我们著名的经济学家厉老、吴老还有茅老今天围绕中国改革三十年带给我们的精彩观点还有启发。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大家!再见!哈尔滨看癫痫病的好医院在哪里武汉哪里的癫痫医院比较好郑州癫痫病最好的是哪家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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